穿越现象迷雾，注重理论升华

【学生记者】时值太阳集团tcy8722建院十周年，学院学生实习记者采访了我院多位教授，请他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传道解惑。本期为实习记者陈罗烨、张茗翔、运安琦对傅军教授的采访。

    傅军教授是太阳集团tcy8722常务副院长，他的学习和工作背景横跨学术、政府、企业和媒体多个领域。他本科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其间又在外交学院获第二学士学位，之后赴哈佛大学深造，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执教。此外他还担任过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盈利组织的董事/理事/顾问，包括奥美、三星、英维思、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主席特别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联络会理事、意大利阿斯本学会理事、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领导力项目中方委员、新加坡连瀛洲基金会领导力项目中方委员、清华教育基金会顾问和北大教育基金会理事，其教育筹资总额超过4亿人民币。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青年领袖论坛成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目前他除了兼任中央电视台CCTV News评论员，还是欧美同学会哈佛中国校友会会长。

    学生记者：您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清华和北大执教，此外还担任过清华公管学院副院长，现在担任北大政管学院常务副院长。您认为院长工作重点应该是什么？领导应该具有什么素质？

    傅军： 关于这个问题，我咨询过耶鲁校长莱文、哈佛校长傅思德、LSE校长戴维斯。我还特别地问过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瑟夫•奈院长。尽管他们的措辞不同，但核心是一致的。总起来说，成熟时期和扩张时期有所不同，成熟期的重点更是软件，但如果在扩张期，就必须硬件和软件相互配合、并行不悖。但是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都是在全球范围内招人和找钱。这就是院长工作的重点，而且是动态的过程，因为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不进则退。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我的理解是，光有大楼没有大师构不成一流大学或学院，但是反过来也不行。不给大师体面的收入、没有体面的研究和教学场所，行吗？可持续发展吗？我看不行。注意， vision（愿景）和dream（梦想）不一样。能通过有序步骤逐步实现的才是愿景，所以战略目标和战略管理都必须是务实的。环顾全球，一个简单事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同时有一流学者、一流大楼、一流收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你必须拥有有想象力、有才能、有原则的领导力。有想象力就是要有超越现有的创新，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行动中。有才能就是要有能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将理念变为现实。有原则是说，光务实没原则是不够的，不然大学会失去方向。以上这些其实已涉及你问题的第二部分，即领导应该有什么素质？六个字，愿景、能力、人品。

   “人确因与他人共存而改变。他的才能不可能在自己独处的情况下，光靠自己而发展起来”。这是英国诗人塞缪尔•柯勒律茨说的。相关的我还要强调一点。如果目标是世界一流学院，那还必须编织世界一流的网络。这个逻辑与体育比赛一样。如果不与最好的球队交流、观摩、切磋、比赛，自己不可能达到一流。要是只与二三流球队比赛，虽然每次赢，但时间长了会退步，而且会不知不觉。这个道理我明白，因为我原来是练游泳的。在清华我是主管外事的副院长，当时就不失时机地发起了清华和哈佛联合培训项目。大约7年前到北大，我们启动了范围更广的网络，即太阳成、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经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四方联合培训项目，称为“全球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与此相配合，我们还发起了“北大公共政策国际论坛”，这是个横跨政、企、学的高端讲座系列，开讲嘉宾是美国总统卡特先生。2008年我们还成功地举办了“迈向世界的步伐：全球公共政策联盟会议”，请来了世界各地一流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和学者，WTO总干事拉米先生发表主旨演说。业内如此的盛会在中国是首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Kishore Mahbubani院长把此次会议比作是一次小型的达沃斯。会议的部分照片在我院的网上，你们可以上网浏览一下。 

    现在，这种网络像滚雪球一样已产生良好外部效应。例如，仅教学而言，我们的年轻教员在过去5年来通过与国外教授合作，分批担当Teaching Associates，已学会了国外一流大学公共管理的核心课程。对技术的研究告诉我们，学技术的难点之一是不少相关知识是缄默的，只能learning by doing（边干边学），这里暗示了搭建学习平台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网络系统地邀请政府官员给MPA学员举行讲座。再者，通过与国际一流大学双学位项目，我们的生源已开始全球化了，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还包括美国、加拿大、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新加坡等国的学生。明年还会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们来北大不光学中文，而是学公共政策相关的课程，这里会涉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量化分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其实时间并不很长，你也许还不知道，有我们学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已有部级官员了。这有点象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了，但他们的历史长多了。

    有了这些基础，下一步的工作相对容易了，巩固并逐步扩大现有基础，这在经济学上叫规模效应。既然是北大，就不能只满足于一亩三分地的边边角角。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路，占据制高点，在战略上和行动上要有大手笔。目前从全国同行来看，我们的办公、研究和教学条件无疑是最好的，并已汇聚一批优秀的教授。回顾和展望十年，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再筹资一亿人民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不仅在教学上还要在研究上，围绕国内外重点问题展开研究，力争提高学院整体的研究水平以及我们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我相信，在全球中国软实力能否增长说到底是要看我们的教育。衡量是什么？自己说了不算，一个重要方面是要看国际学术界以及国际学生（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学生）是否认你。这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要不予余力地为此作出贡献。

    学生记者：正如您有众多跨领域的工作经验，您的著作《国富之道》展示了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广泛的学术领域，并把看似繁杂的现象都归于一个简单的公式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检验。如何才能获得跨学科的视野？

    傅军：现象往往是复杂的、多元的；但是现象背后的规律又往往是简单的。我们不应该被现象所迷惑。在我看来，跨学科的视野就是能在似乎不同或不相关的现象背后看到共性或彼此之间的关联。例如，今天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与电脑和手机有关。感谢谁呢？也许很多人会想到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这类的英雄。但是我认为人们更不能忘记乔治•布尔，因为布尔代数才是电脑的基石。布尔的研究兴趣的是人的思维规律。遗憾的是，他的思想长期无人问津，直到他死后大约一百年后电脑才出现，之后一发而不能收。布尔的思想又与谁相关呢？这里我想提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因为他的形式逻辑（即所谓三段论）是人类系统研究思维规律的起源。

    就学科而言，其实各门学科背后也是有共性的，知识的最前沿都要涉及哲学的问题。如果不问与哲学相关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问题，知识是很难有新的突破的。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辛穆斯，他们的贡献是什么？我认为首先是认识论方面的。虽然他们没有抛弃经济人的理性，但是认为理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受所在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的影响。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是经济学领域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波普认为知识来源于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的互动（世界），即他那个著名的第三个世界。一般人认为萨金特和辛穆斯的贡献是方法论，即矢量自动回归。但方法论只是认识论的下游，其发展是受认识论指导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于儒学，道学更有本体的关怀，但是两者似乎都太不重视认知论，结果是我们的方法论相对落后了。

    就社会科学而言，经济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全名是经济学哲学博士，英文是PhD in Economics；同理，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领域的博士是物理学哲学博士，即PhD in Physics。这些哲学博士学位与实践型博士学位是有区别的，实践型博士仅仅是Doctor而不是PhD。虽然这些看起来是细节，但不清楚两者的区别，思想中就有盲区。只专注实用主义而缺乏哲学的探讨，结果是开创性、有突破的学问不多。这就是所谓钱学森之问题，即为什么没有创新人才。

    回到跨学科的问题，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有共性吗？我认为是有的，不同领域的知识，如要有新的突破，都必须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再者，经济学人好研究均衡，其实早的时候就是受了物理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的启发。但不幸的是，当物理热力学有了熵的第二定律后，不少经济学人却没有跟进，结果是新古典经济模型过于强调了静态的均衡但却忽视了动态均衡。相比，演化经济学似乎更是受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启示，因此它更关注动态的开放体系。相应的，它更关注历史路径、组织作用、学习能力、企业家精神。它的口号是，“均衡就是死亡”！“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成长”！无独有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佩尔马特、施密特和里斯告诉我们，通过对“标准烛光”超新星的测量，宇宙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也许你会问，那么政治学呢？只要读读公共选择理论，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将经济学原理用在了权力设置和政治决策的分析中，这对我们理解权力约束、寻租行为、规制陷阱尤具启示。再举例，正如伽利略特别强调科学研究中强调数学精确的重要性，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系统地使用微积分进行边际分析。这使原先的经济分析变得更有结构、更加严谨、更便于证伪，而证伪是科学思维的一个核心部分。顺带说一下，我们知道微积分是莱布尼茨和牛顿发明的，但是微积分这种精确的语言在别的领域其实早就存在了。听听交响乐就会有所领悟。在我看来，乐谱上的记号crescendo（渐强）和diminuendo（渐弱）就是音乐版的积分和微分。还有string theory（弦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所有最基本粒子都是由非常细小、不停振动的弦线组成。

    总之，许多看似无关的东西，其实背后是相关、互通的、互为启发的。启示是什么？跨学科如果停留在各学科的表面，这将显得很繁杂、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深入到现象的背后，这个世界顿时将变得简单、容易。中国玄学中的“得意忘形”或“得意忘象”就是这个意思。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就可不以“形”所累，做到“游刃有余”。

    学生记者：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人对您影响最大？为什么？

    傅军：说来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在纯知识领域中给我以心灵震撼、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学社会科学的，而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那个简洁的公式E=mc2不停地在提醒我求真就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桌子上放的就他的相片。此外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和科德•哥德尔的思想对我影响也巨大。其实不奇怪，毕竟数学是普世的语言，更具体地说，它是基础科学的工具和语言。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用的工具就是数学家黎曼的几何，而黎曼对曲率创见，颠覆了欧几里得对空间的解读。

    为什么是希尔伯特和哥德尔？他们对人类知识系统性、完整性和不矛盾性的探讨，从axioms（公理）到theorems（定律），一先不可后，一后不可先，累累交承，渐次积累，揭示微妙，对我来说犹如醍醐灌顶，让我看到了连结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桥梁，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作为思想范式的强大力量，但同时也认识到科学不是万能的。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超越了爱因斯坦的决定论，但却在论证上输给了有数学精确性的海森堡不确定原理。这种认知的循环上升，不但在巴赫的音乐中得到有力的表达，还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有清晰的表述。黑格尔认为认知是个不停的过程。用他的话说，是thesis（论证）、antithesis （反论证）和synthesis（综合）的循环式的螺旋上升。的确，人类文明其实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不分东方和西方，离开了这条大河，就会落后。于此同时，我也开始关注包括其他学科在内的知识的可靠性和系统性的问题，这种关注的视角就象你在黑夜中戴上了夜视镜，能看到一般看不到的东西；更让人兴奋的是，它可以帮助你从芸芸现象中窥见共性。

    例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不可能定律是受了哥德尔不完整定律的启发，他们两者的思路都是从知识的公理化开始的，其逻辑的缜密性和不矛盾性贯穿于推理的始终。类似的，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弗兰克•奈特也是从不确定出发，天才般地找到了利润的来源，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定义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性质。就政治学而言，设想你与亚里士多德谈人民民主的理念，如用歌德尔的思路，你也许会问：这里说的是一个集合，还是两个集合？如果是一个，同时达到完整性和不矛盾性可能吗？这样，你可以超越模糊的文学语言，会更深刻地洞察到建构还需要什么？可行性和有效性如何？

    的确，如果以他们的严谨作为标杆，其实我们学的很多东西是不成体系的，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内在的自相矛盾众多，但一般人并不自觉。如此构建知识大厦是不可能搭建得坚固和高大的，相反会觉得，忙了半天也无法判断知识是前进了、倒退了、还是原地踏步。也许只是同一东西用不同的词汇或语言说而已。很多情况下比的不是学问，而是谁的故事说得更好听。就社会科学而言，目前经济学好些，但是许多人也不清楚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哪些是公理，及其完整性、可靠性和相关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还有哪些是定律，及其相关推理逻辑的前提、逻辑的缜密性和相关实证的系统性和充分性问题。政治学的系统性较差，国内尤为如此，也许是因为起步较晚。例如，在国际关系学中，如按照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的做法，把众多个人组成的国家跳跃性地假设为理性，虽然看似严谨简约便于逻辑推理了，但是以希尔伯特的视角，这就倒置了定律为公理，从而抽掉了不同国家不同治理这个重要的变量，由此各种principal-agent（委托-代理）问题便变成了一个黑匣子。由此，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说，道德易于宣讲，但难于立根。而在现实世界中这表现为道德风险、公地灾难和搭便车等现象的泛滥。总之，这样的理论建设是缺乏微观基础的，其风险就如搭建空中楼阁。而正是这些缺憾，政治学常常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侵略。解决方案是什么？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学习彼方为什么强势。

    说到学术影响，我还要说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委员会。委员会由四位导师组成，其中一位导师的研究视角是历史学，一位是经济学，一位是政治学，一位是商学。这样的组合为我研究的主题（即投资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我在稳定的结构中看到变化，反过来亦然，并在哲学上认为人的理性是制度或组织变迁的函数。我尤其要提罗伯特•贝茨教授。他治学极其严谨，一般学生都怕他，敬而远之。他理论素养极高，特别强调思想要有工具，知识要成体系。

    学生记者：您的专著《国富之道》虽然很厚，但是听说还很畅销，飞机场都有卖的。书中涉及的历史知识浩瀚，您是如何有效地驾驭如此跨度的各国历史的？您对自己最满意的学术著作是什么，为什么？您目前还在进行什么研究？   

    傅军：这不是本应景的论文集，而是专著。此书虽然很厚，但是结构很简单。三大部分，其中有一个旨在解释各个时期各国国民财富的理论章节（用数学可表达为Xi=f(Y)i, 更具体地我称之为BMW模型），再有两个检验理论的实证章节，另加上一个前言和一个后续。因为是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我特别欢迎读者以自己的经验数据来对书中的理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虽然涉及的内容看似浩瀚，时空跨度上千年，但是从学理上看，相关知识背后的建构是简洁的。其中理论建设的微观基础是一致的，贯穿于各个章节，即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同时我认为理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制度环境的函数，显然这个命题是继承并试图超越新古典经济模型所基于的公理。哲学上，这涉及科学哲学家波普关于人类认知的基础问题。由此，在书中虽然从理性出发但是我特别强调制度及其与理性互动的作用。说到底，人类面临只有两个环境，自然和社会。对于自然环境，人最多只能discover（发现）；而社会环境，或叫制度环境，是人自己create（创造）的，但是反过来又会促进或制约新思想的产生。制度环境更是个变量，更能解释经济停滞或发展。解释发展是全球都关心的重大课题。2005年《科学》杂志列出125个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具挑战的问题，以激励科学家致力于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其中就有“为什么一些国家发展了，一些国家发展停滞了”？

    书中的相关内容我已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MIT、斯坦福-北大中美学生论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欧美同学会、芝加哥校友会和哈佛校友会等做了演讲或讲座。有意思的是，从反馈看，似乎理科背景的人比文科背景的人更喜欢此书。例如，哈佛数学系主任丘成桐Shing-Tung Yau教授说非常喜欢此书，并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数学会议，希望加强数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去年我还应邀把书的相关内容在世界经济论坛的思想工作室IdeasLab中以“软硬实力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为题作了介绍，当时反映热烈的也多是理工科背景的。我现在还在写此书的加强版，文字又多几万字，笔墨主要是用在学理上的，希望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更多的是提高思想性。也有人开始考虑要把此书翻英文了。但是，不应景，慢慢来，我希望很多年后回头看，书中论点依然站的住。当然，以上表述的语言是较技术性和专业性的，这解释不了此书为何畅销。一般来说，学术专著是不畅销的。为什么畅销？估计原因是，写作采用了大众的语言和讲故事的形式。

    如何驾驭浩瀚的历史证据？爱因斯坦说：“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康德也有类似的表述。有人问我是不是学历史的，我说不是；也有人误把我当学哲学的。其实所涉及的相关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或与制度经济学更相关。而制度经济学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都有重要的联系。我是根据初步证据先完成理论章节的，有了理论，剩下的工作是再回到经验世界中去检验理论。因此，在很大层度上我是后看相关的历史的。我会对研究助理说：“我现在在关注某国某段历史，把图书馆相关的书籍都借来”。这就是称谓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当时我的桌子和地上都堆满了书，估计有上千本吧。看那么多书，是为了写一本书，如果没有理论，是很难驾驭的。

    自己最满意的学术著作？还是我的英文专著Institutions and Investments: FDI in China during an Era of Reforms《制度与投资》，尽管这不是一本畅销书。该书的研究思路是参照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对科学范式的解读来展开的。即，提出问题（puzzle），有工具箱（box of tools），给混乱的现象以结构（structure），提出假说（hypothesis），再回到经验世界对假说进行证实（validation）或证伪（falsification）。作为研究人行为的政治经济学，书中一以贯之构建知识体系的最基本假设（assumption，数学中叫公理axiom）是对制度环境变化敏感的理性经济人。这里暗含了有限理性、理性的无知、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以及理性预期的考量，而这些都是国际学术主流关心的问题，在经济学家中如西蒙、斯蒂格勒、斯蒂格利茨、萨金特等等；在政治学，这与建构主义有点相交，代表人物如温特、卡赞斯坦、考斯洛斯基等等。还有law and economics（法律和经济学研究）也是升值股票，这些在书中都有涉及。考虑到转型经济制度的显著变化（如与投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先后出台），相应的，在方法论上书中的一个核心部分是考虑到历史过程，通过时间序列数学建模，对制度影响投资行为的假说进行了系统的检验。正如高斯的正态分布所示，虽然这些严格的学术规范不容易被非学术的读者所欣赏，所以往往不畅销。但是此专著给了我与国际学术主流对话的平台，这包括关注制度作用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诺思和斯蒂格利茨。

    其实，该书的构思、研究和写作过程是极其痛苦的。记得有一次过马路时，由于专心思考，我险些被车撞着。现在回过头来，当时的痛苦是必须的。没付出，没收获。我十分感谢我哈佛的导师，由于他们对学术的要求极其严格和不含糊，此专著的书稿匿名评审一稿通过，在美国一流大学出版，并列为注重理论的国际经济学研究系列丛书（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该丛书的其他作者都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哈佛大学政治系主任Jeffrey Frieden教授对书的评价是：“The result is a careful, nuanced, rigorous study that brings the best in modern social science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虽然这本英文专著没有中文翻译，但是我相信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内会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此书。

    我下一个研究的课题是什么？我还在构思和写作另一本专著，暂时叫作《制度安排与技术进步：两个技术市场的理论命题》，这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我前面说了，现象往往是复杂的，但是现象后面的逻辑又往往是简单的。这个课题与前面的课题有共性吗？是的，无论是我研究涉及过的投资、反垄断、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我的焦距都是纵向的制度（国家）与横向的制度（市场）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什么样安排才能最有效地促进效率？说到此，也许你会纳闷，为什么我的研究要万变不离其宗地专注制度？因为在学理上制度在传统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中是缺位的。近来，演化性复杂系统的数学模型确认，制度对于协调复杂的动态经济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从负面说，即使是一个变量微小的变化都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巨大负效应；从正面说，制度可以减少协调人类活动的成本，因此它对于理解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就新古典经济学派而言，其标准假设是人们的各种交易是无摩擦和无成本的；表现在公共政策层面，近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和预测实际世界的现象上常常犯错。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将制度排除在其模型之外了。同样，我要做的下一个课题也不是为了应景，不急于求成，其实相关的理论章节的初稿早就完成了，我还把它发给了不少感兴趣的学者如林毅夫和钱颖一教授，请他们提出批评和建议。此外，我还把初稿以working paper（工作论文)的形式挂在了网上，就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反馈。做学术本应是个共同体，相互学习、相互批评，这样才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真的，多年来能够得到很多一流的人物作为我的老师和朋友，算是我一生幸福的源泉。

    学生记者：您是北京哈佛大学校友会会长，对中外大学的比较您有什么看法？换句话说，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

    傅军：在中文语境中，“学”与“术”往往混在一起叫“学术”。其实两者不尽相同，“术”更关心的是如何的问题，旨在实用。而“学”更是在于提出问题，通过思辨达到更高的认知水平，如无理数是数吗？这是毕达哥拉斯的问题，暗示了其思维的极其精确，在理论上他拒绝轻易接受近似值。再如颜色是什么？这是牛顿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更会涉及深刻的本体，如什么是时空？这是康德关心的问题，这也是爱因斯坦关心的问题。在社会科学中，例如，国家现代性是什么？这是哈贝马斯关心的问题。法的精神是什么？这是孟德斯鸠关心的问题。公司的性质什么？这是科斯关心的问题。还有，为什么罗盘不指向别的方向而只指向南方？我们没有问过此类的问题，而只是满足于使用指南针。我们也不问为什么要有公司？科斯问了这个问题，诺思打开了黑匣子，他们都拿了诺贝尔奖。可是我们会问这有什么用呢？太实用主义，“学”上不去。

    我认为好的教育不只是提供答案，而更是从提出问题开始。

    中国改革和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对于世界一流大学，在教育与培训之间，中国的大学似乎还是更靠近培训，而培训与教育是有区别的。通过培训也许知识增加了，但是判断的权威依然是外在的；而教育的实质是使判断的权威内化，即所谓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与独立思考相关。相比，中国的大学行政官吏化严重、急功近利、重“术”、轻“学”，这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刚去世，很多中国人是他的粉丝。乔氏说：“最永久的发明创造都是艺术与科学的嫁接”，这句话在网上狂转。其实，这并不是乔氏独到的见解，国际一流大学中这早已是制度化的存在。例如哈佛大学就有“艺术与科学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这是大学基础知识生产的核心，而中国大学至今还没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制度化非常重要，不同于爆冷门的个例，制度可以提高整体成功的概率。因此我在《国富之道》中特别强调“知识生态”和“制度技术”，并认为科举制度是比四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艺术与科学互动对拓展知识边疆有什么效应？理查德•费曼对爱因斯坦的评论很有启发。他说：“爱因斯坦创造性的工作源于他物理性直觉，但当他停止借用物理性形象而只捣鼓数学公式时他便停止创造了”。费曼自己在量子物理学的突破就是借助图示，那就是著名的费曼图（Feynman Diagram）。于此议题相关，记得两年前我与一位美国大学校长在中央电视台进行过一场“通识教育专题对话”，我们谈到了中美大学教育的差别。我还曾写过一篇题为“抑或是中国（艺术）教育的盲区和缺憾”的文章，强调了哲学、科学和艺术结合对创新思维的重要性，该文尤为旅法抽象派画家王衍成先生喜欢。我们虽在不同领域，这种思想上的交流和碰撞使我们成了“知音”。其实艺术的本质就是指摆脱既有权威，而科学知识也是伴随人类为旧知识一个又一个地举行葬礼而前进的。

    由此看来，我们的教育改革还要加油。说到底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就是取决于有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大学是出一流思想的。记得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剑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剑总是败在思想之下。

    学生记者：您反对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强调在学习中注重理论的提升。抽象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您可以举例说明吗？

    傅军：“不学无术，暗于大理”，这是东汉班固的话，我认为此话很在理。无“学”指引的“术”是时空有限的小把戏，常常给人以拆了东墙补西强之感。相反，如想要有效地驾驭时空和信息量巨大的情形，就得有“学”支撑。

    举个实例。2005年我参加了我国代表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理事会主席的工作，此工作很具挑战性。对于竞选国际组织一把手职务，中国人经验并不足，其实至今为止多数还是被任命的副职。当时，教科文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基本要从零开始。但是时间不等人，大量的学习和分析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我们不但要看到森林还要看清树木，这样才能制定有效的战略并有序地加以实施。不难想象，这将涉及全球、区域和国别的格局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如何在短时间内看清全部和局部并使资源（如演说）发挥得最有效果？答案是科学哲学家库恩对科学范式的解读，即提出问题，思路有工具，对看似混乱的现象给以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计划和策略。这里指的工具是什么？如博弈、集合、抽样、概率、高斯分布、机会成本、交易费用等等。有了这些工具，不成形的思想有了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看不到的东西，宛如有夜视镜和全球定位的特种部队。结果如何？我们的战略和部署就如逻辑严密的一系列理论假说一步步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最终我们交出了漂亮的答卷。国家有关部门给北大发来的感谢信是这样写的：“此次竞选成功是中国在国际多边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胜利……你校傅军同志直接参与了竞选工作，并作出重要贡献”。我要感谢国家给我这次机会，把抽象的理论变为具体的现实。当时我见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该国际组织理事会主席办公室放的国旗由德国国旗变为了我们的五星红旗。

    学生记者：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与职业互补吗？

    傅军：原来我是个体育狂，现在热度减了。我游泳还可以，你知道吗，国家游泳队主教练张亚东曾是我的队友。说到互补性，游泳和打球是伴随着我写完博士论文的，而且我是我年级第一个写完博士论文并正式发表的。看来业余爱好并没有耽误我的时间，相反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打球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向其他学科或不同背景的人学习、切磋问题，并潜移默化地迫使我从哈耶克所谓的“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同时获得与开放社会相容的处世态度。除了锻炼身体，我从体育获得的最大收获是性格方面的，那就是不怕失败。这种性格会鼓励我时不时地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这看似不专注，其实不是。我的兴趣是探索不同领域或现象背后的相关性，其实很专注，用文学词汇说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啊，屈原语，呵呵。例如，最近我写的 "The Logic of Reforms and Openning Up: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改革和开放的逻辑：同一经济原理，多种实践菜谱）也反映了我对探寻不同现象(即各国不同政策选择)后面同共性（理论的简洁性和统摄性）的专注，此文作为书（China,India and the End of Development Models）的一章将在国际上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发表。

    我还喜欢交响乐，特别是古典交响乐。和数学一样，它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创造。相比于绘画，音乐无疑可以更直接地进入人的心灵、表达人的精神世界。为此，我借用歌剧作家威尔第《飞吧，思想，乘着金色的翅膀》为题写过我对音乐的感悟，强调音乐与思想的关系。对于社会科学音乐有关吗？是的。中国古时候的《乐记》就很重视音乐的社会效应，并提出“乐与政通”，“治世之音安”，“乱世之音怨”，“亡国之音哀”，故“审音以知政”。注意交响乐的词源philharmonic就是热爱和谐。而交响乐的美妙在于音乐要素之间极其精准的比例和组合，其中结构尤其关键，它可以保证在共同致力于和谐的努力中，个体不被淹没并能作出独特贡献。由此，当你想到音乐结构精准的经纬线时，就可以联想到诺贝尔奖得主科斯那个经典之问，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应划在哪里？

    说到音乐后面的精确性，我特别要提中国明朝的朱载?郑?他是“根号2开12次方”的十二等律的发明者。今天世界上十有八九的乐器发音和理论标准都是参照十二等律。其实巴赫就是根据十二等律制造世界上第一架钢琴。朱氏这个发明为人类创造了多少美妙悦耳的音乐！不幸的是，这位对世界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中国数学家和音乐家，却长期不为国人知晓，他的发明被束之高阁。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不禁感叹：“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讽刺”。也许是过度的实用主义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不太关注繁杂现象后面的联系。

    在这里我还要提马克斯•韦伯。他倡导了sociology of music（音乐社会学），著有《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学的基础》。韦伯把现代官僚制比作是交响曲。想建设和谐社会吗？想组建跨国公司吗？建议听听古典交响乐吧，并特别要关注乐理，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为了锤炼思路。音乐和谐的背后是严格的比例、数理、结构。相比，现实世界的构建太粗制了。例如，在全球范围资本流动的半径与相关规制的半径太不匹配了；经线和纬线如此不匹配和缺位，思想上还不自觉，如用音乐的语言，不走调才怪了。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的代表来学院与我商谈明年初达沃斯会议的议题，我的建议之一是办一个数学家、音乐家、银行家、政治家同台的论坛，希望对构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在思路上有所启发。早些时候，我还应奥地利副总理兼外长之邀参加了“萨尔斯堡三边对话”（Trilogue Salzburg: Arts-Economics-Politics），这是个高层国际会议，虽然会议涉及全球治理的政治经济议题，但是我发言的分析视角是交响乐。我认为，音乐，或更笼统地说艺术，可以启迪新的思路。说到底，艺术的本质就是求真和创新。
 
    业余爱好与职业互补吗？当然。最后我透露个秘密来说互补性。《国富之道》的组织结构是受了古斯塔夫•马勒交响曲Das Lied von der Erde（大地之歌）的启发，只是最后的Der Abschied（告别），我选择了空白，目的是希望读者用自己的所知所学对书中的BMW假说来作进一步的检验，此叫“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马勒的《大地之歌》有个副标题，不为一般人知道，叫“一个男高音和一个女低音声部与管弦乐的交响曲”。相应的，《国富之道》也突出了两个主角，即“国家的角色和要件”，还有“市场的角色和要件”。BMW模型说的就是这两个角色在很大层度上决定了各国国民创造财富的交响曲，水平不一，有高有底，或更和谐,或更扭曲，关键是两者组成矩阵经纬之间的比例。由此你可以马上想到科斯和诺思这两位诺奖得主，他们都关心政府与市场的界线画在哪里。用音乐和经济混合语言说，弦的切入点是交易费用，可以有crescendo（渐强）边际效应，也可有diminuendo（渐弱）边际效应。是渐强还是减弱？要看不同的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的指挥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再来点政治视角？我们不妨把这里的指挥看作是政治家，难怪德国宰相俾斯麦曾说：“政治是各种可能性的艺术”。马勒的灵感又源自哪里呢？据说是唐朝的李白、王维、钱起、孟浩然的诗。很有乐趣吧!? 的确，如果你好奇，做学问就不再是坐冷板凳了，一边欣赏音乐一边构思写书，它可以让你看到和连结一般看不到的东西，达到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那是金钱和官职都换不来的乐趣。我曾说过，当教授不仅仅是世俗的profession（职业）而更是超越世俗的calling（天职）。

    学生记者：您对太阳集团tcy8722学生的期望是什么？

    傅军：我对你们学生的期望反部分映在这几年我的毕业致辞中，如《关于毕业、毕业袍、母校》、《不要让历史成为非历史》、 《为了梦想，请不要停下脚步》等等，这些都在学院的网页中。我在这里不重复了，不然时间太长了，你们可以上网浏览一下，很多话是我与你们共勉的。

    我们学院大楼一层大厅每天闪着“求真务实，追求卓越”，我的期望也体现在这八个字中。传统文化强调立德，但立德的基础是求真。不求真，何以立德呢？北大的学生肩负着这个民族复兴的期望，切不要被时尚所驱使、被现象所迷惑。用网络的话说，那些都是神马浮云。垂真理以昭日月，明明德以求至善，希望你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夯实基础，扩展视野，不仅完善自己，而且造福社会，在今后各自的岗位上，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想象力、有才能、有原则的领导力。

【学生记者】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地采访时间结束了。我们离开前，看到傅军教授办公室墙上挂着他作的一副油画，画中是红墙和自行车。问他想传达什么意思，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是说希望人们在生活和学习中不要把科学和艺术对立起来，形象思路和抽象思维都重要。经他同意，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在这里附上，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