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军参加“危机后的规制”国际会议

    2009年10月29-30日，太阳集团tcy8722傅军教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危机后的规制”（Regulation after the Crisis）的国际会议并作主题发言。此次会议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 (The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年会。“政策对话倡议”由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担任主席。本次会议的第一场研讨的主题是“经济和法律的理论框架：超越芝加哥学派”。该组发言人由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大卫?肯尼迪教授（David Kennedy，哈佛法学院）、傅军教授（太阳成政府学院）和詹姆斯?莫里斯教授（James Mirrlees，剑桥大学）组成。       傅军教授开场发言中指出，市场是横向的制度安排（horizont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政府是纵向的制度安排（hierarchic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现实世界中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这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尽管亚当?斯密在理论上没有系统地阐述政府的作用，但是从逻辑推理中可以得出，他的《国富论》也隐含了市场是离不开政府的。斯密借助“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和“扣针小工厂”（pin factory）对市场和专业化的有效性进行了论述。理论上，“看不见的手”转达的是“成本上升”（increasing cost）和“收益递减”（decreasing return）的逻辑，而“扣针小工厂”说的是“成本下降”（decreasing cost）和“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的逻辑。“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的逻辑前提是，N必须是多数；而“扣针小工厂”发展的逻辑结果是，N最终是1。前者是经济学中所谓的“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而后者则是“完全垄断”（perfect monopoly），而这两个逻辑的极端之间所产生的矛盾自己本身又不可调解。这给政府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反垄断即是基于这个理论基础。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反垄断的提出和实践不仅是个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逻辑的必然。       再者，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 economics）强调“均衡”（equilibrium），这是受物理热力学（thermodynamics）第一定律的启发，即能量守恒。但是，也许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跨学科的交流，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 即熵（entropy）的规律 -- 却长期没有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认识和和足够的重视。熵是用来衡量某一个系统（a system）从有序（order）到无序（disorder）的过程的，而且认为这个趋势永不停顿。除非有系统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如相对与市场的政府）的能量不停地加以补给，不然一个孤立的系统（a system in isolation）（如市场本身）必将走向衰败。因此，有鉴于自然科学热力学二定律的启示，如果还有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简单的“放任自流”（laisser faire），可以脱离政府的作用而有序地运行那是巨大的误解。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不成立的。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市场和法治（rule of law）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不可分离，而法治就是一个纵向，而不是横向的制度安排，但是它有别与人治（rule of man）和法制（rule by law）。法治的原则是普适性（universal），人人平等，事先（ex ante）而非事后（ex post）承诺，没有政治权威可以超越之。其中的精神在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Iliad）的尤利西斯（Ulysses）自缚的故事有生动的体现。但是，正如我在新书《国富之道》中基于大量经验数据所阐述，在人类历史中把这种精神落实到实践中只是近代的事，而且各国的形式不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的正确的认识必须由表及里、超越形式看到实质。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仓促地得出了现代经济学破产的结论，这种不求甚解的情绪化结论值得再商榷。为什么横向的市场离不开纵向的政府？其实，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已包含相关的理论，其中今天在场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和莫里斯教授的贡献值得高度关注。斯蒂格利茨教授阐述了市场中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莫里斯教授则论述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问题，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为解释市场运行中纵向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 如法治、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 -- 提供了理论基础。可见，现代经济理论的内涵早已超出了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本身，同时还包含了一只“看得见的手”，这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层面，也体现在公司治理层面。政府学院和商学院的师生都有必要学习这些理论并在政策层面加以实践。基于同样的逻辑推理，就全球市场而言，这也必须涉及超越各国主权的国际纵向的制度设置或改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特别是就金融市场而言，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不对称和由此产生的跟风心理效应（herd mentality）以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错误的激励安排，在繁荣和衰退（boom and bust）之间，理论和经验数据均显示资本流动具有很强的顺周期（pro-cyclical）的倾向,由此放大系统性风险。因此若要减少风险，有必要在公司、政府和国际层面设置或加强反周期（counter-cyclical）机制。但是就目前而言，由于这种机制的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不完善，新兴市场国家靠高外汇储备作为抗风险的自我保险（self insurance），虽然代价昂贵，也免为其难。其实早在1996年，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lan Greenspan）就提到了资本流动顺周期倾向所放大的系统性风险，用他的话说是“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暗示了金融市场有效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的缺陷。但是不幸的是，他之后却没有再坚持，据说身为联储主席的他受到了当时政府的钳制。回头看，这更   说明了不应景、独立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及说真话的重要性。       可见，并非现有丰富的现代经济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这同时包括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作用的论述。错的是面对已有的理论，瞎子摸象、一知半解、实践与理论偏离、脱节或干脆  犯方向性错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如何起好反作用来提高生产效率、最终促进全社会的福利？揭开这个黑箱（black box）的秘密，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点上科斯可谓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探寻的视角焦距在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上, 这以后也包括另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由此他们打开了对契约、产权和非市场的、纵向制度安排研究的大门。制度经济学派中，科斯的经典问题 -- 横向和纵向制度安排之间的线应该画在哪里？-- 对我们今天研讨“金融危机后的  规制”依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让我们回到现实世界。真实的市场经济都是“看不见的手” 和“看得见的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有机组合，偏重而已。在市场和政府两极之间，不同组合的有效性如何判断？从总体上看，自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776年发表以来，追随《国富论》的国家，其民众都变得富裕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其民众还依然贫穷。这可以从全球各国的人均收入中得以体现，其中的差别是巨大的，而不是边际的，而且这种差距的拉开主要是在过去的200年发生的。就中国而言，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3,那时中国还生产大约1/3的全球的GDP，之后这个数据持续地下降，直到改革开放才得以快速的回升。毫无疑问，30年来的改革和开放总体是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独特的，而推进的方向却是普世的。用中国当下的话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果如何？改革和开放前夕，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人生产了不到5%的全球GDP，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大约占10%。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人均GDP而言，中国依然在世界的平均水平以下。因此中国前进的道路依然很长。国富民强是传统的概念，民富国强才是实质，可持续发展才得以实现。       共有42名来自政府、国际机构和学界的代表参加本次互动性极强国际对话，会议的其他议题还有：“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和中国经济：短期的措施和长期的改革”；“危机后的国家规制”；“知识产权”；“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和宏观政策的含义”；“全球不平衡的全球对策：走向新的全球贮备体系”。

     附件：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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