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改革开放的一代北大政治学人致谢——关海庭、金安平、杨凤春教授荣休仪式致辞

尊敬的关老师、金老师、杨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个隆重的荣休仪式。没错，这是一个仪式，是我们制度化的活动。我们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都知道仪式的重要。仪式是一种象征，一种表达，我们就是要把形式变成内容，借助活来动宣扬北大政管人的价值理念！

　　今天荣休的几位老师，实际上是北大一代人的代表。依照中国现代化进程，125年北大政治学，如果划分为“觉醒一代”、革命和建设一代、改革开放一代、以及当下的新时代，他们应该属于改革开放的一代。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的50和60年代，正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属于这一代。以我本人的经历来看，我们差不多属于“饿大的一代”，我们衡量历史进步的参照系的最主要背景就是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

　　跟随三位教授在北大40多年的踪迹，可以把这一代北大人的经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青少年时期（50-70年代），对应的是“生在新社会”的说法。他们差不多出生在“三面红旗”插遍全国的年代，经见过“阶级斗争”、“文攻武卫”的场面，“每隔三五年来一场政治运动”。他们见证了“停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四五运动”、毛泽东逝世、真理标准讨论、恢复高考、知青大返城、拨乱反正等等这些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些早年的人生经历，激发了他们渴望国家社会回归正常的共同诉求，而防范国家偏离正轨成为他们日后政治思考的基点。

　　第二个阶段是大学教育时期（70年代末-90年代），差不多对应的是“长在红旗下”的说法：经历了区人大代表竞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深圳特区建设、中国女排夺冠、城市国企改革、乡镇企业发展、80年代学潮学运、91年代苏东解体、92年邓小平南巡、97年香港回归……在大学期间，改革开放逐渐推开，他们平时背着书包、拎着饭兜行走于图书馆和饭堂之间，周末办舞会、办讲座、搞演出、编词典，想尽办法挣点班费；那时，他们阅读的是“走向未来丛书”、“20世纪文库”以及舒婷、顾城、北岛等朦胧诗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们所听的讲座大都是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萨特存在主义、卡尔·波普、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话题是“潘晓的人生之路”、“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亨廷顿的政治不稳定、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此时，欧美就是榜样，出国成为时尚。出国留学的人，大都经历了刷盘子、撒菜单、送外卖，攒外汇，挣学费，天气寒冷舍不得买杯咖啡，独居公寓简直就是富贵享受。国家开放后对世界的认知，促成他们奋起直追的共同心愿，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禁锢，学习-模仿-创新，塑造了他们一生作为改革开放思想和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执行者、决策者的主体形象。

　　第三个阶段是北大任教以后（2000年代以后），“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2001年中国加入WTO，表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最典型的标志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带来每个人尤其是知识界的普遍改善，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渐渐突显，成为这一代人新的焦虑。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服务型政府、保障民权……这些观念和思想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认知，但从政府治理，推及政党治理，进而社会治理的实践需要，又让这一代北大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2018年川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改变了中美关系，也改变了中西方关系，这为思考增加了新的维度和因素。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和经验没有问题，而中国应该形成什么样的话语才好和世界沟通，既激发国人认同，又能排除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干扰，这个问题恐怕是这代人临近退休时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题。

　　三位老师在北大学习生活工作40多年，将最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北大，贡献给了学院。我们一起创办学科（1982），一起办系（1988），一起创建学院（2001），一起搞科研办论坛，一起把学科建成A+。我们共同为民主自由法治呐喊，为国家改革开放助威，真的是“以青春之力量，助力国家改革开放”。

　　刚才小段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回顾走过的历程。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起起落落，三位老师展示给我们的都是阳光快乐的美好瞬间，内心深处驻留的始终是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的经历告诉晚辈后生，作为北大人，尤其作为北大政治学人，必需要认识到：我们是社会的“绝大少数”，对于我们这伙人来说，真正的开心快乐永远在未来的路上！

　　共同打拼40多年，早就有了一家人一家亲的感情，学院在，学科在，我们政管学人的心常在。退休不过是前台转后台，开启生活新篇章，人生更精彩。通过今天这个荣休仪式，我要代表学院，向关老师、金老师、杨老师，向所有在这里打拼过的“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送上最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