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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璜:《“城市大脑”的治理内涵》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6期第4版

编者按

近年来,“城市大脑”建设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新动向。超大规模城市数字化转型顺应了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正成为重塑城市未来的历史契机。本文从四个方面广泛地探索城市与它的“大脑”的关系,从而为城市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作者

黄璜,太阳集团tcy8722副院长,太阳成公共治理研究所副所长。 

 

 

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全球城镇化率接近56%。不断扩张的城市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与挑战并存,城市治理成为全球讨论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城市大脑”建设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新动向。据统计,我国已经有500多个城市正在布局或者已经建成“城市大脑”项目。“城市大脑”被比喻为城市的神经中枢,并被扩展至从感知、通信、决策到执行的多样化治理场景中的各色数字应用。从这些应用中可以发现四个层面的城市治理内涵。 

首先,“城市大脑”是对细节的治理。

“城市大脑”的提出无疑受到数字经济的启发。互联网平台的成功,与其说是数字技术驱动,毋宁说是“至臻细节”使然,技术为细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从简单粗放的资源配置中挖掘细节“蓝海”,让资源得到更加细粒度的优化配置,正是数字经济成功的源泉。当人们无论在线上或线下品味这些创新内涵时,感慨的往往不是技术的高超,而是“这也能想到”或“这也能找到”。同样,对于城市经营者来说,不能单纯将“数字大脑”视为一套技术应用,而应是以细节为导向的精致的公共物品。现代计算技术的初衷便是希望超越人类认知和能力的有限性,“城市大脑”所勾画的所有理想模式都尝试超越人类极限,把对供需和时空的分配控制到极致。

其次,“城市大脑”是对流动的治理。

流动为城市空间关系的生产带来了物质基础,也为社会关系的生产提供了条件。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城市中所有秩序与繁荣建立在流动的基础之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物或能的流动,二是信息或知识的流动。若仅基于静态视角,城市则是建立在特定空间中,城市治理即是对特定空间的治理。若基于动态视角,与其说人和物在空间中流动,毋宁说是这些流动创造了空间,而城市恰恰是创造流动之秩序的手段,城市治理是对城市流动的治理。早期智慧城市的理想版本便是把交通、能源和电力、电信等列为优先发展的方向,目前各地“城市大脑”建设中的典型场景也是交通治理。这些数字化的应用无外乎尝试提供一种能够追踪人和物的流动的“覆盖能力”。

再次,“城市大脑”是对时间的治理。

流动不仅是对空间的考量,也是对时间的测度。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曾感叹,今天我们把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到了全球怀抱之中,我们废除了空间和时间。在现代城市治理中,时间不仅是成本,也是资源,因此城市的现代化设计必须包含对时间的配置。“城市大脑”提供了两方面的时间治理。一方面是线上信息的一瞬而至将物理时空压缩到了极致,不同来源、不同尺度的信息可以同时呈现,城市的瞬间态势可以一览无余。另一方面是线下时间可以被精确地配置。无论是对交通的管制还是对能源的调控,“城市大脑”都将时间配置给更需要它的对象。

最后,“城市大脑”是对复杂性的治理。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人们在时空中的交错构成了它的复杂性。城市本即用于简化自然时空复杂性的结构化手段。随着城市自身的扩张,其内部分化出的子系统之间日益难以协作,导致城市本身又成为复杂性的来源。数字化带来的统一网络、高效计算、即时通信和智能行动,为城市应对自身复杂性提供了途径,但信息爆炸与无序流动又叠加了新的复杂性。“城市大脑”可以看作简化这种双重复杂性的尝试,即通过对城市内部关键信息流动的标准化、统一化和集中化,重构城市中的信息秩序。

 

现在,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说城市是人类对自然时空的否定,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数字化则是对城市物理时空的否定,那么“城市大脑”是对城市的终结吗?城市为人与物的流动提供了结构化的便利,数字化则将信息提取出来形成新的简化结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想象:当城市的数字大脑越来越完善,它必然走出城市的界域;当我们的医疗、教育、通信和公共服务不在局限于传统的城市时空,那么城市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说数字经济平台——与城市极为相似的综合体——是从外部对城市的威胁,那么诸如“城市大脑”的数字化产物或许正在从城市内部瓦解城市的根基。

数字化已经成为现代化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聚焦“城市大脑”的理想模式,并非忽视实际建设中的困难与风险。矛盾总是存在,所谓“终结”当然也离现实很远。我们希望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探索城市与它的“大脑”的关系,从而为城市的数字化和现代化治理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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