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萍：寻找国家性：比较政治学中的国家研究
摘要：国家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国家概念的厌倦情绪中，作为国家概念变量的“国家性”及相关研究成为其后“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不仅提示了国家间比较以及国家历时分析的理论框架，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其中的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更成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领域。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国家性”还具有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国家；国家性；国家能力；国家构建；民族构建
太阳集团tcy8722王丽萍教授
论文主要观点：
国家(state)是现实政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在现代政治学产生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还是现实政治的基本分析单元和主导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似乎处于抛弃国家概念或试图解构国家概念的理智反常(intellectual aberration)状态。约翰·内特尔提出的“国家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其后出现的“找回国家”运动的先声，更在至今仍处于兴奋状态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回应。
在方法论层面，国家性作为“国家”的一个定量变量，可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测量和研究，在这种意义上也使国家由一个严格的甚至是绝对的概念转变为一个程度意义和过程意义的概念，从而可将不同国家纳入共同的概念框架，或将国家性运用于对特定国家进行历时分析。作为国家概念的定量变量，国家性的测量指标最初主要基于传统发达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而设定，其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经验则使测量指标更趋丰富和复杂。譬如，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性常常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或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国家能力等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是更为急迫和显著的问题。国家性经验指标的不断丰富也反映了国家研究中关注焦点在地域维度上的变化，并提示了国家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向。
国家性在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概念，并以可获得和运用的资源为基础。这种关系特征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能力等维度上尤其突出，即使所谓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赋权等美好图景也必须根植于国家与社会的自我克制和相互理解。因此，“国家性”并非多多益善，“极端的国家性既不能确保政治稳定，也无法保证国家在国际舞台的权力”。
国家性又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概念，还是一个环境概念——国家性在纵向历时维度上是变化的，同时又处于由内部与外部竞争者所构成的不断变动的多层体系中。因此，对国家性的研究仅运用当代政治学流行的田野实验或调查方法可能并不充分，还需要研究者具有全球视野与历史视野，需要在丰富而富于变化的历史语境以及全球与地方语境中理解国家性，将抽象的国家(性)置于生动而复杂的实际场景中加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国家性研究不仅开启了“找回国家”的序幕，也要求重视一些可能不再流行甚至被认为过时的研究方法，从而提示人们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的适配远比盲目追求流行方法更重要。因此，国家性研究还具有“找回(特定)研究方法”的意义。
在理论层面，现代国家理论源于欧洲，基于欧洲早期现代国家经验的国家理论伴随社会科学重心由欧洲转向北美，不仅经历了一个去欧洲化的过程，还使迄今为止的国家理论及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盎格鲁—美利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国家性相关话语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被置于共同的分析框架，使抽象的国家研究日益扩展至实证与经验研究领域,使国家理论因基于更为广泛的经验基础而更具普遍意义，国家性也因此表现出推动国家研究走出盎格鲁—美利坚意识形态影响的重要潜力。
在经验层面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国家性有时被看作民主化的前提条件，有时则内含发展国家能力、弥补国家能力缺口等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性还可被视为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因而也获得了重要的规范性价值。国家性作为国家概念的经验性指标，在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显示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其规范性价值对于基础性制度设计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原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王丽萍，太阳集团tcy8722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国家治理中的积极政策比较研究”（项目号：19@ZH04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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