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新时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任务

　　摘要：自近现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不仅往往假定个人是同质的，而且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合理和“普世”的文明，即西方文明；同时，在其主导下，构建了学科研究的价值、话语和学科体系等，并把这些作为唯一合理和“普世”的标准，不仅压制了其他文明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也压制甚至压迫着其他文明，并在本质上维护着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和霸权利益。但是，这显然不仅不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也不符合世界其他文明的合理平等利益，更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在分析文明多样性和文明自觉的基础上，研究强调了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迫切性，初步阐明了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不仅要建设系统的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重估西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而且要重构新型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同时，发展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不仅是加快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需要，更是促进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文化；文明；文明自觉；政治学；公共管理学

作者简介：

　　杨立华，太阳集团tcy8722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论文主要观点：

　　人类的发展不仅是人类自身作为一种生命体在个体、群体乃至整体意义上的不断延续和繁衍，也是其作为一种生命体所创造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延续和发展。这种生活方式，进行学术化表达，就是人类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和文明。假如剥离了附着在人身上的文化或文明，人和其他动物就没有多少区别，文明人与非文明人也就没有分异。

　　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提出了“经济人”“理性人”等诸多假定，往往忽视了人不仅是“经济人”等，也是“文化人”或“文明人”。而且，由于这些假定是在单一西方文明背景下率先提出，要么本身都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认为无须特别强调文明属性；要么就在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普世主义”观念下，以西方文明作为判断“文野之分”的唯一尺度。西方文明既不是人类的唯一生活方式，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基于文明多样性的事实和“文化或文明自觉”的认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前西方文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科学，将文明的要素纳入相关研究，建设基于“全球文明多样性”和“文明自觉”的新型文明社会科学。具体到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本文重点提出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

　　本文将文明定义为人类或其某些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有关其生活方式的较高的、有文化的、不断发展的总体形态，具有生活性、多样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等突出特点，进而将文明要素及其结构划分为图1所示的八个层次，每个层次内含细分要素。

图1文明要素及其结构的八层次图示

　　当代西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常被视为政治和公共管理科学。其学科发展具有三个鲜明预设：价值无涉、客观性、“普世性”。可事实上，在文明多样性和“文明自觉”的认知下，上述预设均不成立。因为政治和公共管理既然是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类型，则必然是文明的，便无法绝对价值无涉；也正因为是文明的，就具有群体性、民族性等主观性，无法绝对客观；具有多样性、历史性、地域性等非普世性，无法完全“普世”。西方文明的特点决定了“三个预设”，使其成为维持自身中心地位和实现“普世性”追求的工具。虚假预设掩盖了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西方立场；导致学科为西方话语体系所主导，为西方文明服务；诱致其他文明的研究者片面接收虚假预设；阻碍了真正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伤害人类文明整体利益。所以，要真正实现费孝通所说的“文化或文明自觉”，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是以文明为基本研究背景和起点、基本研究范式、研究路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新型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事实上是无限的。

　　理解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基本特点，可基于下述三方面的对比（见表1）：

表1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基本特点归纳及与旧有研究的对比

　　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可采取各种规范、实证或混合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除此外，考虑到文化和文明问题的普遍性、深入性、复杂性和难以觉察性等，必须探讨其独特研究方法：第一，浸入式体验和研究；第二，破坏性试验或破坏性自然试验；第三，缺失性实验；第四，反事实设想式研究；第五，比较研究。

　　除此之外，情景研究、文明基因研究、文明独特现象研究、文明考古研究、历史研究、行为分析、话语研究、符号研究、文化与文学研究（类似于现在所谓“文化政治学”等的研究）、批判性研究、诠释性研究、社会调查或田野研究、日常行为的研究、不依赖推理和因果律的直觉研究等，也都可作为研究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有效或补充方法。

　　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第一，发展系统的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建立独立、自洽且具有强大理论解释性和系统性的话语、学术、学科体系；第二，重估现有西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从文明多样性、文明自觉、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批判、反思、消化、吸收现有理论，不断修正和完善；第三，重建新型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适应全球化、大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建立更为和谐健康的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

　　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坚持人类整体利益；坚持高度的科学精神；坚持多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和共同发展；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意识；反对文化和文明的简单复古；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将本土化和全球化相结合，创造出世界性的文明贡献。

　　总之，基于文明多样性基本事实、西方文明单一主导的危害性，必须实现各文明的文明自觉，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促进文明交流和合作，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发展基于文明、研究文明、促进文明交流和合作及全球文明大发展的文明社会科学。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有利于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构建多文明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共同体作出贡献。

　　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新时代城乡基层社会服务体系构建路径及社区治理绩效研究”（721740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研究”（18VZL00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多元参与的首都基层治理体系研究”（21GLA008）的阶段性成果。